彭磊 | 帝国、命运与爱欲:《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戏剧主题探析
论文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21年5月刊，原题为“论《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戏剧主题”。感谢学报编辑部和彭磊老师授权“RUC古典学”公号网络推送。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以下简称《安》）是莎士比亚晚期剧作之一，有着篇幅长、幕次多、人物多、情节繁复等特点。在莎评史上，《安》曾遭到诸多批评，批评者大多指责《安》情节主线不突出，缺乏戏剧统一性等。[1] 如何从《安》繁复而琐碎的情节中提炼出明确的戏剧主题，是一项颇为不易的任务。
一些评论者曾给出凝练的概括，比如称《安》“展现了两种莎士比亚式的至高价值——战争或帝国与爱——之间的对立”，[2] 或称其完全融合了爱与权力两大主题。[3] 这样一种概括固然能从宏观上把握这部剧的精髓，但并不能有效地串联起整部剧的情节。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这部剧依旧困难重重。本文尝试从帝国、命运、爱欲三个主题出发，梳理《安》的情节，重建《安》的戏剧统一性。
▲ Anthony and Cleopatra , by Andrea Casal
一、帝国的来临
从历史层面来说，《安》呈现了罗马共和转向帝国的最后时刻，刻画了共和制与帝制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共和制中，执政官、民众和元老院三者相得益彰，达成内部力量的均衡，并推助罗马开疆拓土，成为强大的征服者。但罗马的强盛致使权力逐渐集中在少数领袖人物手中，共和制日趋衰朽，在历经了凯撒被刺引发的动乱之后，罗马最终迈入君主制，由奥古斯都统治广大的帝国。
在《尤力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以下简称《凯》）和《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中，民众喧哗不息，力量惊人。但在《安》中，民众完全沉默，他们被甩向历史的边缘，并由历史的主宰者肆意支配。安东尼称他们“反复无常”（1.2.170），凯撒则称“民众（common body）就像漂浮在水上的芦苇，起伏不定，如仆人般随波逐流，直到在涌动的水流中湮灭腐烂”（1.4.48-50）。[4] 元老院同样消失不见，因为凯撒、安东尼和雷必达（Leipidus）三巨头成了“这个广大世界仅有的元老”（2.6.11）。对元老院所在地“圣殿”（Capitol）的唯一一次提及，出自罗马共和的遗少庞培（Sextus Pompey）之口：他称颂当初布鲁图斯（Brutus）和卡修斯（Cassius）在圣殿刺杀凯撒是为了捍卫罗马的自由，阻止凯撒称王（2.6.17-21）。然而，庞培很快也暴露了自己的私心，并被清除出局。罗马不再是《科利奥兰纳斯》中的蕞尔小邦，而成为整个广大的世界，[5] “这个三角的世界”将要结束，“天下太平”（universal peace）将要开始（4.6.5-7）。
帝国意味着什么？在《安》中，没有人像布鲁图斯那样“爱罗马胜过爱凯撒”，“为了罗马的利益杀死了我最好的朋友”（《凯》3.2.19-20，36-37），罗马人不再共同效力于罗马，而效力于各自的“主人”（剧中反复出现sir, lord, master, captain, emperor等称呼），对主人的忠诚取代了对城邦的忠诚。然而，如果主人缺乏足够卓越的德行，这种忠诚必然缺乏牢靠的根基，势必会因个人利益的考量而摇摆不定。
莎士比亚忽略普鲁塔克《安东尼传》中关于帕提亚远征的详细叙述，[6] 但单独设置了一场戏展现文提狄乌斯（Ventidius）对帕提亚人的胜利（3.1），这场戏看似多余，实际正是为了凸显罗马精神的变质。文提狄乌斯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他拒绝追击溃逃的帕提亚人，因为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取悦于自己的主帅：
在战场上，一个人的军功把主帅掩盖，那就成了主帅的主帅；拥有雄心壮志是将士的美德——而他宁可输掉一场战斗，也不愿赢得一次胜仗，而让主帅的光芒黯淡。我本可以为安东尼做得更好，但只怕这反而会招惹了他；他要是被激恼，我的功劳便化为乌有了。（3.1.23-27）
文提狄乌斯没有提到罗马，他是为自己的主人而战，但为了个人的升迁，他不惜损害主人的利益。他还要谦恭地向安东尼报告，自己是靠着安东尼的威名、安东尼的旌旗和安东尼的雄师（3.1.33-35）取得了非凡的胜利。
文提狄乌斯的“忠诚”实际是一种欺骗和谄媚，这呼应了剧中非常重要的一类角色：信差。信差们穿梭于广大的世界，屡屡登台向各自的主人禀报最新的消息，莎士比亚由此强调时代充满激烈的变化，如剧中人所说，“这时代孕育的消息真多，每一分钟就会来一个”（3.7.97-98）。然而，究竟应该尽职尽责如实传报消息，还是应该歪曲事实以取悦主人的耳朵，也成为信差要仔细掂量的问题。
▲ 帕提亚帝国疆界
一个信差惧怕向安东尼禀报帕提亚的战况，因为“人们不爱听坏消息，进而憎恨那报告坏消息的人”（1.2.65），安东尼却宽慰他说，“只要讲真话，即使话里藏着死亡，我听上去也会像他在恭维我一样”（1.2.88-89），由此信差才说出刺耳的消息。我们不知道，安东尼接到文提狄乌斯的消息时会得意忘形还是会清醒意识到其中的恭维。
与这场戏相对应的是，信差向克莉奥佩特拉如实禀报安东尼与屋大维娅的婚姻，却无辜受到克莉奥佩特拉的毒打，克莉奥佩特拉不愿接受这一消息，反过来教导信差说谎：“把坏消息告诉人家，即使句句属实，总不是一件好事；好消息不妨大肆渲染，噩耗还是缄口不言，让那身受的人自己感到的好”（2.5.103-106），到第三幕第三场，学乖了的信差在克莉奥佩特拉面前贬损屋大维娅，他明显是在说谎，却得到克莉奥佩特拉的奖赏（第一幕第五场中艾勒克萨斯[Alexas]禀报的消息显然也是为了取悦克莉奥佩特拉）。
莎士比亚表明，走向帝国的罗马正在变为另一个埃及，不仅因为罗马人像埃及人那样臣服于某位至高的主人，也因为罗马人已经丧失共同的善好（common good），转而追求私人的善好（private good）。基于个人利好的忠诚很容易走向背叛，剧中演绎的诸多背叛昭示了这一点。[7] 如研究罗马剧的学者帕克（Barbara L. Parker）所说，在这个激荡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主人，并且基于对个人利好的考量选择背叛或依附，主仆之间的关系有似于一种娼妓般的爱。[8]
▲ 威廉·莎士比亚 (William Shapespeare,1564-1616)
莎士比亚对帝国的刻画看上去颇为负面，但我们不能由此认为莎士比亚反对君主制、赞成共和制，毕竟莎士比亚的其他戏剧又包含着对君主制的赞美和对共和制的批评。[9] 毋宁说，莎士比亚是指出了君主制可能的危险，即沦为谄媚和欺骗的主奴关系，好的君主应当能够激发每个人自愿的忠诚和热爱。
二、“命运的安排”
真正的主人不过是凯撒和安东尼两个，世界历史是凯撒和安东尼之间的较量。凯撒“乳臭未干” （1.1.22），“正值风华正茂”（3.13.25-26），安东尼则久经沙场，“壮年的棕发已露出一缕缕灰白”（4.8.22）；[10] 安东尼能征善战，屡被称为“战神”（Mars），凯撒打仗远不如安东尼——我们犹记得，在追讨布鲁图斯的腓立皮（Philippi）之战中，是安东尼主导了胜利，而凯撒无所作为（莎士比亚仅让他在战前和战后出现），布鲁图斯形容说，“屋大维带领的那支军队打得很没有劲”（《凯》5.2.4；比较《安》3.11.36-40）。
凯撒究竟凭靠什么赢得了整个世界？在莎士比亚笔下，命运主宰并推动了主干情节的发展，构成戏剧最显见的主题。文学批评家柯默德（Frank Kermode）指出，《安》中“命运”（fortune）出现的次数远远高于莎士比亚的其他戏剧，从而使全剧具有浓厚的命定论色彩。[11] 在第一幕第二场，一位占卜者预言了克莉奥佩特拉侍女们的命运；而第二幕第三场，安东尼私下里问这位占卜者，是自己的还是凯撒的命运更为强盛，占卜者直言不讳，说凯撒的命运更强盛。
安东尼呀，不要留在他的身旁：只要凯撒的守护神不在场，保护您的神灵就高贵、勇敢、一往无敌。但是一挨近凯撒，您的守护天使就黯然失色，好像被他的遮掩了一般。所以，您最好离他远一点。……无论跟他玩什么游戏，您都必输无疑；因为他天生幸运，即便您本领再高强，他也会把您打败击沉。凡是有他的光辉闪烁，您的星途注定黯淡。（2.3.20-31）
安东尼虽心有不悦，但他也不得不认同占卜者所言，因为他在与凯撒玩任何游戏时，“我的高超技术就是敌不过他的好手气”（2.3.38-39）。这段戏撷取自普鲁塔克的《安东尼传》第33节，[12] 词句几乎原封未动，可见莎士比亚非常看重普鲁塔克的这段记载，特意借之指引读者理解凯撒与安东尼的差异。
▲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1727年版
纵观全剧，莎士比亚明里暗里都强调凯撒在诸多方面输于安东尼。第二幕第二场，安东尼返回罗马与凯撒和谈，他上场时对文提狄乌斯发布命令，凯撒上场时却回答梅西纳斯“我不知道，去问阿格里帕”（2.2.19-21），但等两人坐到一起，凯撒咄咄逼人，安东尼处处忍让，直到最后接受与屋大维娅的婚姻。
阿克兴海战中，安东尼一方在海上处于劣势，但他选择海战并非完全盲目和愚蠢，而是制定了审慎的作战策略：烧掉多余的船只，剩下的船只配备满额的将士；从阿克兴垭口出发迎击逼近的凯撒，采取防守型策略，紧贴垭口，避免腹背受敌；如果海上失利，陆上还有后手。单就海战而言，安东尼的策略极为有效，尽管凯撒的战船和军力占有绝对优势，但双方“就像一对双胞胎难分胜负，毋宁说咱们还略占上风”（3.10.12-13），安东尼在阿克兴甚至有取胜的机会，即便在海上失败，他也能在陆上扳回一城。但随着克莉奥佩特拉的惊逃，安东尼“像一只痴心的公鸭”随之而去，丢弃“主帅的经验，男子汉的气概，英雄的荣誉”（3.10.24-28），由此才致使镇守陆上的凯尼狄厄斯率领部下归降凯撒。[13]
亚历山大之战中，安东尼收拾残卒，依旧击退了凯撒的进攻（4.7），第二天凯撒在海上发动进攻，安东尼慨然应战，若不是他的舰队突然向凯撒投降（4.12.11-15），让他以为克莉奥佩特拉背叛了自己（4.12.26-31），从而彻底丧失斗志，他未必会放弃陆上的力量，选择自杀。
安东尼的失败有很多偶然因素，一方面可以归因于对克莉奥佩特拉的爱迷惑了他的理智，另一方面要归因于命运——亚历山大之战的失败尤其如此。普鲁塔克和莎士比亚都没有明确说克莉奥佩特拉策动了安东尼舰队的叛变（比较普鲁塔克《安东尼传》第76节），[14] 毕竟克莉奥佩特拉并不能完全操控安东尼的舰队，而且之后她也的确没有投靠凯撒（她的仆人称之为“绝无事实根据的事”[which never shall be found]，4.14.147）。
莎士比亚借这一突转要强调的是“命运”，因为在海战之前出现了不祥的预兆：燕子在克莉奥佩特拉的船上筑巢，占卜官们都不敢说出实情（4.12.4-7）。莎士比亚实际把普鲁塔克笔下阿克兴海战前的预兆（《安东尼传》第60节）[15] 挪到了这里。在亚历山大之战的前夜，安东尼的士兵们听到空中的神秘乐声，并认为这表示“安东尼敬爱的天神赫拉克勒斯现在离开了他”（4.3.21-22）。[16] 层层叠加的讯号暗示，命运已经离弃了安东尼，如安东尼自己所说，“命运之神和安东尼就此分手，就在这儿让我们握手分别”（4.12.20）。
▲ The Battle of Actium,1672, by Laureys
安东尼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对手实际是命运：阿克兴海战后安东尼给自己鼓气说，“命运之神知道，她越打击我，我越不把她放在眼里”（3.11.81-82）；亚历山大之战前，安东尼又意气风发地说，“要是我们今天得不到命运女神的眷顾，那都是因为我们向她挑战的缘故”（4.4.5-6）。尽管如此，命运一次次挫败安东尼，并给予他致命的碾压：克莉奥佩特拉为了试验安东尼听到她的死讯是什么反应，就派人谎称自己自杀，安东尼由此决定自杀，尽管克莉奥佩特拉意识到这个玩笑会酿成不幸的后果，等她再次派人说明真相的时候，安东尼已经奄奄一息。这一异常滑稽的情节无非彰显了命运的愚弄，克莉奥佩特拉追悔莫及，“高声咒骂那主司命运的婆娘，让她恼得把命运之轮摔个粉碎” （4.15.49-51）。
命运似乎特别青睐凯撒，一路扶助他击败所有敌人，夺得整个世界。凯撒唯一的失败是克莉奥佩特拉的自杀。最后一场戏是两个人智谋的交锋。[17] 凯撒准备把克莉奥佩特拉及其儿女遣送回罗马，作为战利品在凯旋仪式上游街示众，以便让这场凯旋游行永恒不朽（5.1.75-76）。为防克莉奥佩特拉自杀，他口口声声说会给予克莉奥佩特拉尊崇和优待，会答应克莉奥佩特拉的一切请求（5.1.65-69，5.2.24-31，151-160，164，211-221），同时又派密探武力控制住克莉奥佩特拉。克莉奥佩特拉早已笃定要自杀（4.15.29-30），但她故意戏弄凯撒，一方面对凯撒表示恭顺，让凯撒以为她不过是个贪生怕死的弱女人，另一方面探查凯撒真实的意图，在骗得凯撒信任后趁机自杀，为的是“叫他们像傻瓜一样白忙一场，叫他们这荒谬可笑的如意算盘落个一场空”（5.2.267-268），她自杀前甚至得意地“把那伟大的凯撒称作一头没有谋略的蠢驴”（5.2.345）。
▲ The Death of Cleopatra, 1785
克莉奥佩特拉的死赢得了凯撒的敬重，凯撒曾自信地说到“让一切依照命运的安排达到它们最后的结局”（3.6.95），似乎他是洞悉并掌控命运的主人，而今他或许学到，他自己也是命运的奴仆，受制于命运无常的变迁（5.2.2-3）。这让我们想起马基雅维利的著名断言：“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18] 与这种“征服命运”的观念相反，莎士比亚对命运的理解更贴近古典立场，他借《安》表明，主宰这段历史的是命运，人不是命运的主人，而是命运的奴仆。
三、新旧爱欲的冲突
最后的问题是，命运为何宠幸凯撒而冷落安东尼？答案要追溯到凯撒与安东尼不同的性格特质，亦即其不同的爱欲上。只有细致比较莎士比亚对两个人物的塑造，我们才能发现这一深层主题。
关于莎士比亚笔下安东尼的形象，布拉德雷（A. C. Bradley）的评论堪称经典：
安东尼是卓越的战士，出色的政治家，雄辩的演说家，可他并不是天生要统治世界的人。他乐于做一个大人物，但并不热爱为了统治而统治。权力对于他主要是获得快乐的手段。他需要极大的快乐，因此就需要极大的权力。但是，半个甚至三分之一的世界足矣。他不会忍气吞声，但他丝毫没有表现出要除掉另外两位巨头、独自进行统治的意愿。他从不介意屈服于尤力乌斯•凯撒。他不仅受女人吸引，也受女人统治，从克莉奥佩特拉对他的奚落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受制于富尔维娅。他也缺乏一个天生的统治者具有的坚忍不拔或坚定不移。他反复无常，倾向于选择眼前最容易的做法。他同意迎娶屋大维娅的原因就在此。这么做似乎是摆脱困境最便捷的方式。他甚至没有想过试着忠于屋大维娅。他不会考虑长远的结果。[19]
安东尼不渴望也不能够成为世界唯一的主人。他身上有太多共和时代的印记，无法担当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使命。他珍视荣誉，“若我失去荣誉，就失去了自己”（3.4.24）；凯撒指责他破坏盟约，他回应说：“他现在说我缺乏荣誉，而荣誉于我至为神圣”（2.2.104）；凯撒拒绝他在陆上发起的挑战，他却不愿拒绝凯撒在海上发起的挑战（3.7.35-43）；他崇尚个人决斗，两次向凯撒发出一对一的挑战（3.7.39，3.13.30-32），结果被凯撒嘲笑为“老贼”（old ruffian，4.1.5）。我们也不禁觉得，安东尼的这些做法老派而不合时宜。
▲ 布拉德雷(A. C. bradley,1851-1935)
最重要的是，安东尼身上还保留着共和时代罗马人对城邦的热爱。安东尼起初从埃及返回罗马，是因为收到了两则消息，一是他的妻子和兄弟联手攻打凯撒，战败后被逐出意大利（I.2.77-83，112-116），另一是帕提亚人进犯亚细亚，侵扰帝国东部边疆（I.2.90-94）。按普鲁塔克的记述，安东尼接到这两则消息后如大梦初醒，立即前往阻击帕提亚的军队，途中得到妻子的死讯后，改变行程返回意大利（《安东尼传》第30节，另见第28节）。[20] 在莎士比亚笔下，安东尼直接返回了罗马，并且他向以诺巴布和克莉奥佩特拉说明返回罗马的原因时，着重强调了庞培对罗马的威胁（普鲁塔克迟至《安东尼传》第32节才提到庞培）：“我们的意大利闪耀着内乱的剑影刀光”（1.3.54），庞培势力的增长可能危及整个世界（1.2.177-178）。
通过这一改写，莎士比亚意图把安东尼塑造成保卫罗马、保卫三角世界的英雄，安东尼满足于三分天下有其一。为了共同对付庞培，安东尼才会对咄咄逼人的凯撒那么忍让。尽管谁都瞧不起雷必达，安东尼却对雷必达异常友善且不乏敬意（2.2.203-205）。日后雷必达被凯撒逮捕和废黜，安东尼还曾公开指责凯撒（3.6.31-33），并私下里为雷必达的愚蠢抱憾（3.5.6-14）。安东尼对雷必达的友善或许是出于权宜，但毕竟迥异于《凯》剧中安东尼对待雷必达的冷酷和轻蔑。[21]
三巨头通过与庞培缔结和约解除了危机，但日后凯撒再次对庞培宣战，侵吞了庞培在西西里的领土。庞培最后死于安东尼的一名将官之手，在莎士比亚所依据的素材中，实际是安东尼命令手下杀死了庞培，而莎士比亚调整了这一形象，是这一将官擅作主张杀死了庞培，安东尼对此大为光火，扬言要予之严惩，“用利刃割断他的喉管”（3.5.15-16）。[22] 由此可见，安东尼不想结束三头执政的局面，与凯撒决一胜负。
▲ 1934年电影《埃及艳后》中的克莉奥佩特拉与安东尼
的确，安东尼有太多打动我们的品质，比如他的大度和宽容，他对待部下和仆人的真挚（以及部下和仆人对他的忠诚），还有他对克莉奥佩特拉的爱。亚历山大之战时，他以为克莉奥佩特拉出卖了自己，扬言要报复和杀死克莉奥佩特拉，但当他听到克莉奥佩特拉的“死讯”，他瞬间怒气消散，毫无犹豫地追随克莉奥佩特拉奔赴死亡；事后，他并没有埋怨克莉奥佩特拉的欺弄，而是马上要人把他抬到克莉奥佩特拉身边，给予她最后一吻，并叮嘱她要让凯撒保证她的安全和荣誉以及应该相信谁，也就是说，他希望克莉奥佩特拉更好地活下去，而不是随他一同赴死。[23]
安东尼固然在政治上失败了，但他与克莉奥佩特拉最终摆脱了相互猜疑，两人的爱变得牢固而坚定。我们由此不再认为两人仅仅是一对儿淫纵的情人，而是会赞叹他们是爱的典范和极致。[24]
安东尼富有情感，他对克莉奥佩特拉的爱欲胜过他对统治的爱欲，由此，他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25] 凯撒在诸多方面与安东尼截然相反。凯撒虽然有妻子（5.2.198），但他对女人没有爱欲，对他而言，女人是不屑一顾的弱者：“女人在最幸福的时候也意志薄弱，一旦陷入困穷，冰洁圣女也难守贞操”（3.12.34-36；比较5.2.148-150）。除了安东尼，尤力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格奈乌斯·庞培（Gnaeus Pompey）曾先后拜倒在克莉奥佩特拉的石榴裙下（1.5.35-37，3.13.141-143），只有这位凯撒抵挡住了爱欲的侵蚀，对克莉奥佩特拉的“迷魅之网”无动于衷，没有成为“下一个安东尼”（5.2.395-397）。
私人爱欲的缺乏使得凯撒的性格异常空洞和冰冷，他唯一显露的人性温情，或许是他对胞姐屋大维娅的爱，但他的爱是否真诚深为可疑。他口称“从没有一个弟弟像我一样深爱姐姐”（2.2.178-181），“你是我最亲的人”（3.6.97），但我们很难不怀疑，他把屋大维娅嫁给安东尼是一番精心算计，借以稳固他与安东尼的关系，若是安东尼背叛这段婚姻，他就可以借机讨伐安东尼，代表天神为自己的姐姐主持公道（3.6.97-100；参考以诺巴布的预言，2.6.143-147）。[26] 凯撒唯一的爱也服务于他对权力的追求，屋大维娅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他达至目标的工具。
凯撒具有全新的爱欲，他唯独热爱的是统治和权力，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成为世界唯一的主人。尽管他个人并不勇敢善战，也不崇尚荣誉，但他头脑清醒而克制（2.7.98-104，124-129），行事异常敏捷（3.7.26-29），发布命令斩钉截铁，他的耳目遍布世界，时刻掌握着世界的变化（1.4.36-37，1.4.51，3.6.70-71）。他对待民众和叛降将士的冷酷（2.1.16，4.7.10-19），面对克莉奥佩特拉所展现出来的狡狯令人咋舌。他善于因应时势的变化而变化自己，一切对于他都是权宜，这使他的形象飘忽不定，难以捉摸。
比如，凯撒一开始与安东尼势不两立，欲置安东尼于死地（3.12.26），或者生擒安东尼（4.6.2），可当他听到安东尼的死讯，他随即痛哭哀悼，声称自己向安东尼开战是逼不得已，是两人“不可调和的命运”让两人彼此为敌。但当他看到埃及信使上场，他马上停止了悲悼。就在这个间歇，莎士比亚有意揭穿了凯撒的“伪善”（普鲁塔克并没有说到克莉奥佩特拉派信使求见凯撒）。凯撒向信使表示会尊崇和优待克莉奥佩特拉，因为“凯撒向来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5.1.68-69），可信使一下场，凯撒又向属下亮明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他一定要把克莉奥佩特拉活着带回罗马，来彰显他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凯撒的冷酷和功利不由让人怀疑，他对安东尼的哀悼是否出自真诚的情感。为了显得仁慈和正义，凯撒还向部下展示他与安东尼的信来证明他不情愿卷入这场战争，如此他便能免去残酷之名。剧末，凯撒赞美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宣布要以隆重庄严的仪式为两人举行葬礼，他这样做的意图也同样含混不明。
凯撒遵循了马基雅维利的教诲，“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诚实可靠、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样的，但很少人摸透你是怎样一个人”。[27] 他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又一位表象君主（prince of appearance）。[28]
在莎士比亚看来，凯撒并不高贵，他的权宜除了指向个人的胜利，并没有一个更高贵的目的。但他也并不邪恶，毕竟他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他不是理查三世那样的恶人，也不是麦克白那样因野心而疯狂的人。他像伊阿果那样冷酷，但他并不为他所做的恶事而洋洋自得。他甚至不知道这是恶事。”[29] 虽然罗马无凯撒不成为帝国，但莎士比亚并不推崇凯撒这样的人，因为凯撒的成功依赖于时代和命运，凯撒其人是否值得效仿依旧悬而未决。
结语
概言之，《安》展现了罗马帝国来临之际安东尼与凯撒之间的角逐。决定这场角逐的，既有无常的命运之轮，又有两人殊异的性格特质或说爱欲，帝国、命运和爱欲交织成戏剧的多重主题。莎士比亚一方面表明，安东尼式的旧爱欲不可避免地会败给凯撒式的新爱欲，在现实中占上风的是凯撒式的权宜和伪善，陨落的是安东尼式的高贵；他另一方面又强调，凯撒对安东尼的胜利出自命运，凯撒式的新爱欲是否必定胜出仍是未知。莎士比亚没有偏执一端，而是辩证地呈现命运与爱欲的微妙关系，正说明他深谙政治现实，却不屈身于政治现实。这就是《安》的戏剧主题所暗含的思想意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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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 H. Furness ed., A New Variorum Edition of Shakespeare: The Tragedie of Antonie and Cleopatr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477, 487.
[2] G. Wilson Knight, The Imperial Theme: Further Interpretations of Shakespeare’s Tragedies including the Roman Plays, in Bloom’s Shakespeare through the Ages: Antony and Cleopatra, ed. Harold Bloom, Infobase Publishing, 2008, 112, 115.
[3] Harold C. Goddard, The Meaning of Shakespeare, Vol. II,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184-185.
[4] 除特殊说明外，文中夹注数字皆为《安》的幕、场、行次，所据版本为罗选民译：《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中译文略有修正。《尤力乌斯·凯撒》《科利奥兰纳斯》亦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版本。
[5] “世界”一词在剧中共出现45次，此外还有天、地、日、月等诸多宇宙性的意象，从而强调了《安》中异常宽广的时空观念。参见Maurice Charney, Shakespeare’s Roman Plays: The Function of Imagery in the Dram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79-92.
[6] 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卷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第1666-1677页。
[7] 诸如茂纳斯（Menas）背叛庞培（2.7.79-81），阿克兴海战失利后凯尼狄厄斯（Canidius）率领部下背叛安东尼（3.11.39），艾萨克勒斯（Alexas）、以诺巴布（4.6.13-16）、德尔西特斯（Dercetus，4.14.132）、普洛丘里厄斯（Proculeius）背叛安东尼（5.2.37以下），道拉培拉（Dolabella）背叛凯撒（5.2.85以下），塞琉克斯（Selecus）背叛克莉奥佩特拉（5.2.169以下）。
[8] Barbara L. Parker, Plato’s Republic and Shakespeare’s Roman Plays,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4, 92-93.
[9] Paul Cantor, Shakespeare’s Roman Trilog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13-15.
[10] 另见3.11.14-16：“白发埋怨棕发太鲁莽，棕发嘲笑白发太胆小、太糊涂”；3.13.21：“鬓发斑白的头颅”。
[11] Frank Kermode, Shakespeare’s Language, New York, 2000, 221.
[12] 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卷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第1663页。
[13] Jan H. Blits, New Heaven, New Earth,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Lexington Books, 2009, 126.
[14] 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卷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第1696页。
[15] 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卷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第1684页。
[16] 普鲁塔克则称是安东尼向来模仿和跟随的酒神离开了安东尼（《安东尼传》第75节），莎士比亚这一改写的用意显而易见：酒神意味着狂欢、快乐，而赫拉克勒斯代表英勇和力量，正是安东尼当下最需要的东西；就在安东尼最亲密的下属以诺巴布背叛他的夜晚，安东尼的守护神离弃了他，他的失败是天意。普鲁塔克笔下的安东尼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但其生活方式逸乐放荡，常自比于酒神（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卷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第1640、1644、1655页）。莎士比亚的安东尼褪去了酒神的印记，更加像赫拉克勒斯——克莉奥佩特拉称他为“赫拉克勒斯似的罗马人”（Herculean Roman，1.3.100）。
[17] Barbara L. Parker, Plato’s Republic and Shakespeare’s Roman Plays,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4, 101-103.
[18] 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薛军译：《君主论·李维史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98-101页。
[19] A. C. Bradley, Oxford Lectures on Poetry, St. Martin Press, 1965, 295-296.布拉德雷综合了《凯》与《安》中安东尼的形象，实际两者有差别，详见下文。
[20] 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卷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第1660-1661页。
[21] 在《凯》中，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最初缔结三头执政时（《凯》4.1），安东尼称雷必达是一个不足挂齿的平庸之辈，只配受人差遣，不配分享世界（a slight unmeritable man, meet to be sent on errands）；没有独立的精神（A barren-spirited fellow），只配当作一个工具（property）。《安》中的凯撒利用并废黜雷必达，实际践行了《凯》中安东尼的教诲。从对待雷必达的态度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有意把《安》中的安东尼塑造成一个全新的人物，“《凯》中安东尼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安》剧中转移给了凯撒”，而安东尼则成了“单纯、大度、冲动、勇敢的战士”。见Ernest Schanzer, The Problem Plays of Shakespear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3, 141-143.
[22] Thomas North据James Amyot的法译本翻译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问世于1579年，1603年再版时增录了其他几个人物的传记，其中有法国加尔文派神学家Simon Goulart编写的《屋大维传》（The Life of Octavius Caesar Augustus）的英译，1612年的版本亦收录其中。普鲁塔克未为屋大维作传，也未记述庞培之死，是Simon Goulart的《屋大维传》说安东尼命令副官杀死了庞培。莎士比亚应参考了这一记述并予以改写。见David Bevington ed., Antony and Cleopat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4.
[23] A. C. Bradley, Oxford Lectures on Poetry, St. Martin Press, 1965, 298; Alexander Leggatt, Shakespeare’s Political Dram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88, 174.
[24] 克莉奥佩特拉在死前呼告安东尼为“丈夫”，称要以自己的勇气来证明自己不愧是安东尼的“妻子”（my title, 5.2.325）。这是剧中唯一一次称两人为“夫妻”，尽管两者从未缔结实际的婚姻，屋大维娅才是安东尼的合法妻子。凯撒最后决定将克莉奥佩特拉与安东尼同穴而葬，让一座坟墓环抱着“如此有名的一对情侣”（5.2.408-410），这代表了习俗世界对两者爱情的承认。
[25] Paul A. Cantor把“（私人）爱欲的解放”视为帝国来临的标志，并认为安东尼的悲剧根源于他所处的时代，即共和式的荣誉不再值得追求，政治生活的价值变得可疑，私人性的爱欲转而受到推崇。这一解释极其有助于理解《安》剧中罗马的转变，但未能注意到安东尼的人物特质，有类型化之嫌。参见Paul A. Cantor, 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127-183.
[26] A. C. Bradley, Oxford Lectures on Poetry, St. Martin Press, 1965, 289
[27] 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薛军译：《君主论·李维史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70页。
[28] 苏利文著，赵蓉译：《表演家：马基雅维利的“表象君主”亨利五世》，见阿鲁里斯、苏利文编，赵蓉译：《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145-176页。
[29] Harold C. Goddard, The Meaning of Shakespeare, Vol. II,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186.
作者简介
彭磊, 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古典学教研室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研究领域涉及古典政治哲学研究、柏拉图研究、莎士比亚研究等，先后主持“柏拉图书信的翻译与研究”“色诺芬四部苏格拉底作品的译注和研究”“莎士比亚罗马剧的政治哲学研究”等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三项，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世界哲学》《国外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苏格拉底的明智：〈卡尔米德〉绎读》、《哲人与僭主：柏拉图书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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